樊树志：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
文人结社之风，兴起于晚明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：士人相会课文，建立文社，是万历末年的新事物。亭林先生关于文社的说明很确切，因为他本人就是文社的一员，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说，顾炎武“早年入复社”，与昆山同乡归庄齐名，都“耿介不混俗”，所以有“归奇顾怪”的说法。
晚明的文社，与前朝的诗社不一样。诗人结社宋元时代就有，明朝趋于极盛；至于文社，始于天启四年常熟的应社。对晚明文人结社素有研究的谢国桢认为，应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万历末年苏州的拂水山房社。但是嘉靖万历时代的常熟人赵用贤说，早在嘉靖年间常熟就有文人结社的记载。
以上几种说法，时间先后有所出入，大体而言，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嘉靖年间，但是高潮确实是在天启、崇祯年间。所以我们说，文人结社之风，兴起于晚明。
为什么晚明会出现文人结社的风气？我以为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明中叶以来，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，文人逐渐形成自觉、自主的思想，追求结社自由、言论自由。正德嘉靖时代的王阳明，提倡“学贵得之心”，主张以自己的心得来判断是非，不必按照孔子或朱子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。黄宗羲认为，王阳明的思想，经过他的弟子王畿、王艮的发挥而风行天下，到了再传弟子颜山农、何心隐一派，“非名教之所能羁络”，“诸公掀翻天地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。
王畿最能领悟王阳明思想的真谛，始终坚信“学须自证自悟，不从人脚跟转”，才有出息。如果不能自证自悟，一味追随前贤的脚跟转，人云亦云，重复前贤的语录，或者执着师门权法，不敢超越，就没有发展，没有创新。王艮强调“以悟释经”，按照自己的领悟来解释儒家经典。耿定向把他的思想概括为“六经皆注脚”—儒家经典不过是自己思想的注释。顾宪成把王门后学的这种思想，概括为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”。他的本意是批评王门后学的流弊—“孔子大圣一腔苦心，程朱大儒穷年毕力，都付诸东流”。其实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”的意义也正在此，挣脱传统思想的枷锁，获得每个人自觉自主的思想。
晚明文人结社，固然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成员为了考取举人、进士而互相切磋，不少人也陆续中举人、成进士。但是他们目光犀利，看到了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弊端，力图跳出来另辟蹊径。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时，更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，探寻解决之道。
这是晚明文人结社最大的特点。谢国桢甚至认为，晚明文人结社成为一种社会上的政治运动。他在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中说：“结社这件事，本来是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很清雅的故事。他们一方面学习时艺，来揣摩风气；一方面来选择很知己的朋友……所以明季几社的成立，他们只师生通家子弟，在一块结合，外人是不能参加的。后来才门户开放，‘社集之日，动辄千人’。不意一件读书人的雅集，却变成了一种社会上政治的运动。”
名闻遐迩的松江文人结社—几社，成立于崇祯初年。明末清初，松江人李延昰《南吴旧话录》中专门有一卷介绍著名的文社，除了拂水山房社、几社，还有“十人社”“六人社”“十八子社”，大多活跃于嘉靖、万历之际。几社延续了十人社、六人社、十八子社的传统，与邻近的常熟应社、太仓复社遥相呼应，以文会友，不满足于科举制艺的训练，冲破学问的藩篱，急切地大声发出声音，触及时事，试图纠正时弊。
几社的文集《几社壬申合稿》，汇集了陈子龙、夏允彝、徐孚远等十一名成员的文章，谈的是历史，落脚点是当时的朝政利弊。例如夏允彝写的《拟皇明宦官列传论》，重点是在抨击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专政，其后果是：在内分散相权，在外管制将权。他所处的崇祯时代何尝不是如此！李雯写的《朋党论》，现实针对性更加明显。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，把反对派官员一概扣上“结党营私”的帽子，编造《东林点将录》《东林党人榜》之类黑名单，整肃数以百计的“东林党人”。崇祯初年，皇帝朱由检拨乱反正，清查阉党逆案，但并不彻底，阉党余孽时时刻刻都想翻案。深受皇帝信任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推行“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”，起用逆案中人，排挤正人君子，打出的旗号就是反对“朋党”。李雯对于这些事情记忆犹新，于是乎写了《朋党论》。在他看来，既然小人用“朋党”之名来整君子，而皇帝是非不分，一概打击“朋党”，其结果必然是“小人受其福，而君子蒙其祸”。何况当时有人指责几社也是“朋党”，李雯当然要辩个一清二楚。
几社诸君子在历史上留下的最为辉煌的一笔，毫无疑问是崇祯十一年编成的五百卷巨著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。由几社的台柱—陈子龙、徐孚远、宋徵璧—主编的这部巨著，震惊文坛，并不是它的资料宏富，而是它的立意高远。在王朝走向末路的危急关头，把本朝两百多年来有识之士的经世致用文章汇编在一起，供当朝执政者借鉴。正如主编陈子龙在序言中所说，编辑此书的宗旨，不仅仅是“益智”，更重要的是“教忠”—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之责。松江知府方岳贡指出，三位主编陈子龙、徐孚远、宋徵璧“负韬世之才，怀救时之术”，决定了本书的特色与众不同—“关于军国，济于时用”。应天巡抚张国维的观点与方岳贡相同，称赞三位主编“以通达淹茂之才，怀济世安邦之略”。近代学者朱希祖为该书写的跋文，赞扬几社诸子不“沾沾于功名利禄”,“精深博大，超出于诸书之上远甚”，尤为可贵的是，它是痛斥“浮文无裨实用，泥古未能通今”的发愤之作。可见几社追求的是“实用”“通今”的境界，这与沉迷于背诵子曰诗云的腐儒，有天壤之别。
复社成立以后，几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团体成员加入，成为复社联合体的一部分。不过他们的活动是有分有合的，复社的活动并没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动。崇祯年间复社的名声很大，几乎掩盖了其他文社，但是几社在松江的活动依然有声有色，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，后来还分出许多分社，活跃于松江地区。
狭义的复社，是众多文社之一；广义的复社，是众多文社的联合体。朱彝尊说，“复社始于戊辰（崇祯元年），成于己巳（崇祯二年）”。崇祯二年，复社发展为众多文社的联合体。加入联合体的文社有：常熟的应社、松江的几社、浙东的超社、浙西的闻社、江北的南社、江西的则社、山东的邑社、山西的大社、湖广的质社等。
崇祯二年，在苏州府吴江县召开的尹山大会，是复社成为文社联合体的标志性事件。复社领袖张溥宣布办社的宗旨：当今世风日渐衰微，士子不通经术，满足于道听途说，一旦进入仕途，上不能“致君”—辅佐皇帝，下不能“泽民”—恩泽人民，结果是“人才日下，吏治日偷”。有鉴于此，期待与四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，兴复古学，务为有用，所以命名为复社。
参加尹山大会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，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统计，南直隶（相当于现今江苏、安徽）二百三十五人（小野和子统计为234人，其中江苏府为90人；但笔者反复核对，江苏府实为91人，南直隶人数应为235人），浙江一百六十八人，江西一百二十三人，湖广（相当于现今湖北、湖南）六十四人，福建四十人，山东二十人，广东十四人，河南八人，山西四人，四川三人，贵州一人，共计六百八十人。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，改变了先前文社局限于一隅之地的状况，形成全国性组织，其影响力超越文化层面，渗透于政治领域。复社成员大多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，这种特质是以前文社所不具备的。
崇祯三年的金陵（南京）大会，崇祯六年的虎丘（苏州）大会，规模与影响更加扩大。崇祯三年，适逢应天乡试，江南士子前往金陵参加考试，复社成员杨廷枢、张溥、吴伟业、吴昌时、陈子龙等，都高中举人，复社声誉迅速高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金陵召开第二次大会具有别样的意义。次年京师会试，吴伟业、张溥金榜题名，皇帝钦赐吴伟业回乡完婚，张溥回乡葬亲，皇恩浩荡之下，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第三次大会。陆世仪《复社纪略》描写虎丘大会的盛况堪称空前：“癸酉（崇祯六年）春，（张）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。先期传单四出，至日，山左、江右、晋、楚、闽、浙，以舟车至者数千人。大雄宝殿不能容，生公台、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。往来丝织，游于市者，争以复社命名，刻之碑额。观者甚众，无不诧叹：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！”岂止是三百年来所未有，简直堪称空前绝后。复社的社会影响已经超越了一般文社，成为栖身于民间的政治文化力量。据日本学者井上进统计，复社鼎盛时期，总人数有三千零四十三人，遍布全国各地，主要集中于太湖周边的苏州府、松江府、常州府、镇江府、嘉兴府、杭州府、湖州府，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；其中又以苏州府最多，有五百零五人。
虽说当时文社很多，但跨地域的全国性文社，闻所未闻。谢国桢感慨道：“复社的同志，本来仅集合太仓等七郡的人物，后来由江南而蔓延到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贵州、山东、山西各省，吴应箕编《复社姓氏录》，其孙吴铭道又为《续录》一卷，著录复社同志共二千零二十五人，那真可以说是秀才造反了。”秀才造反云云，似乎言过其实，他们想的是如何“补天”，而不是“拆台”，怎么会“造反”？后来改朝换代之际，许多复社成员都为反清复明而殉难，便是明证。
复社声誉蒸蒸日上，张溥、吴伟业等人没有料到，复社从此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，而且是最高层的权力之争。内阁首辅周延儒与内阁次辅温体仁的矛盾逐渐激化，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一回合，围绕着崇祯四年的会试展开。按照惯例，会试的主考官应由内阁次辅担任，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破例担任主考官。科举考试的惯例，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形成“门生”与“座主”关系，一直维系到官场，结成派系。进士及第的复社君子张溥、吴伟业等人不由自主地成了周延儒的门生。
崇祯六年，温体仁抓住机会，把周延儒赶下台，顺利升任内阁首辅。为了把周延儒的复社“门生”拉到自己麾下，他想出绝妙主意，指使他的弟弟温育仁，在虎丘大会时申请加入复社，遭到张溥严词拒绝。恼羞成怒的温育仁依仗兄长的权势，雇人编写《绿牡丹传奇》，讽刺挖苦复社。基于这样的背景，社会上关于复社的流言蜚语沸沸扬扬：士子们都以太仓两张为宗师，称呼张溥为西张夫子，张采为南张夫子；把两张的家乡太仓称为“阙里”，与孔子故里相提并论，而且仿效孔庙规格，太仓也有类似孔庙的建筑，供奉西张夫子、南张夫子，他们的弟子享受配祀的待遇，有“四配”“十哲”“十常侍”。
这样的流言蜚语难以置信。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，简直是胆大妄为的僭越，以张溥、张采的人品节操与学识涵养，断然不可能容忍或指使这种咄咄怪事。细细阅读《复社纪略》就可以发现，谣言的来源就是对复社怀恨在心的宵小之徒（化名为嘉定徐怀丹），捏造了一篇声讨复社十大罪状的檄文。所谓张溥、张采自比孔子，把太仓自拟为阙里，以及类似孔庙的规格等等，其源盖出于此。陆世仪把它定性为“谤讟”，所谓“谤讟”就是诽谤、怨言的意思。吴伟业写的《复社纪事》明确指出：“无名氏诡托徐怀丹檄复社十大罪，语皆不经。”同样荒唐的谣言，竟然说张溥的一封介绍信，就可以决定士子科举考试的命运，甚至可以私下拟定等第名数，“发榜时十不失一”。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那个时代科场舞弊屡见不鲜，都是偷偷摸摸干的，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操纵考试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毫无疑问，这也是“谤讟”。奇怪的是，谢国桢先生却信以为真，指责复社“借着民众的势力，来把持政权，膨胀社中的势力。因此复社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，后来反变成势利的场所”。原因在于，没有看清“谤讟”背后的真相，问一个为什么。复社领袖张溥不过是小小的庶吉士，张采不过是小小的知县，不可能神通广大到“把持政权”的地步，千万不要把宵小之徒的谣言当成事实真相。
复社成员大多是生员或举人，少数精英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，由于他们的言论文章影响很大，引起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反感，视为政敌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逮捕钱谦益与诋毁复社两件案子，几乎同时而起，看似巧合，实质有着内在联系。在温体仁看来，从东林到复社，一脉相承，钱谦益是东林巨子，复社则号称“小东林”。温体仁和刑部侍郎蔡弈琛、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策划，对东南诸君子下手，崇祯十年终于抓住了机会，买通常熟知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，诬陷早已罢官回乡的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，温体仁随即下令逮捕钱谦益，同时发动对复社的攻击。吴伟业一语道破：“（钱谦益）锒铛逮治，而复社之狱并起。”
在温体仁的亲信刑部侍郎蔡弈琛的指使下，太仓市井无赖陆文声向朝廷上书，诋毁复社领袖张溥、张采“倡立复社，以乱天下”。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向朝廷上书，诬蔑复社“紊乱漕规”，并且把先前流传的谣言，一并作为罪证。
崇祯十年六月，温体仁罢官而去；八月，钱谦益案件得以平反，复社一案自然不再追究。但是事情并未了结。此后担任内阁首辅的张至发、薛国观，继承温体仁的衣钵，依然把复社看作仇敌。张溥病逝以后，张采担当起辩诬的重任，他写了长篇奏疏，向皇帝申辩复社的真相，指责陆文声、周之夔“罗织虚无”，徐怀丹“假名巧诋”，表示愿意与他对簿公堂，“倘其人乌有，则事必诬搆”。地方官的调查，也肯定了对复社的“谤讟”毫无根据，复社不过是一个文社而已。
崇祯皇帝明白了真相，下达圣旨：“书生结社，不过倡率文教，无他罪，置勿问。”御史金毓峒、给事中姜埰陆续为复社昭雪，崇祯皇帝再次下达圣旨：“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，复社一案准注销。”
复社终于从皇帝那里讨回了公道，以前强加于它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，诸如“操纵朝政”“把持科场”“横行乡里”“自拟阙里”等等，统统都是站不住脚的。崇祯皇帝对于文人结社的宽容态度值得称道—“书生结社，不过倡率文教”；“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”，为文人结社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生态，复社在明末十几年的辉煌，于此可以获得索解。
后期复社最辉煌的业绩，莫过于《留都防乱公揭》。崇祯十一年，复社人士趁金陵乡试的机会，在冒襄（辟疆）的淮清桥桃叶渡寓所，召开大会，通过了复社成员吴应箕、陈贞慧起草的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在这份檄文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，领衔的是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孙子顾杲，以及惨遭魏忠贤迫害致死的黄尊素之子黄宗羲。《留都防乱公揭》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妄图推翻阉党逆案，重登政治舞台的图谋。它声张正义，宣示君子与小人不共戴天的浩然之气。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，不得不躲进南京南门外的牛首山，暂避锋芒，派出心腹到处收买“公揭”文本，孰料愈收愈多，传布愈广。彷徨无计之时，他想到了刚刚来到南京的侯方域（朝宗），企图利用这一人脉，来缓和与复社的紧张关系，不惜用重金撮合侯公子与秦淮名妓李香君，作为交换条件。侯方域与李香君婉言谢绝，大义凛然，令后人赞叹不已，孔尚任《桃花扇》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。
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培育了一大批文化精英，他们通过结社与言论，力图挽狂澜于既倒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样的现象，以后不曾再现，因而更加值得怀念，值得研究。
本文选自《书城》杂志2016年6月号